这也意味着，如果具体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经验常识以及相关的使用与论证，被放入另外一个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换言之，当这里所说的经验常识的"阅读群体"开始逐步扩大的时候，由熟人转入陌生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意见"、"异质看法"同样也会随之逐步出现，甚至逐步增加。

外在的因素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可以改变、隐去、消失。这便使对工作主体的影响因素，理所当然地发生作用。

换言之，在法律实践中，资源有限以及价值观念的分歧，总会破坏、抹去、消灭所谓的确定中心和模糊边缘的界线，从而使人们无法断定，哪种含义属于确定中心，哪种含义属于模糊边缘。[3] 例如，在一本刑法学术著作中，有作者指出，刑法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是以实然性为基础的。……公立档案库中不仅谨防地收集报纸和保存报纸，并编出目录，而且也极力扔掉无用的报纸。因此，个体化和共同体化的法学知识，不会因为学者的自我克制，从而摆脱社会历史法律实践的非客观的束缚。即使承认对前面分析过的法律诸概念的相异看法不存在，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科学式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文本，总是有限的，并无开放的谱系与结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使用法律实践中的‘理论这一陈述，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发现，在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词的探讨性使用，涉及了抽象论说，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论说。问题的认真分析，或许可使我们发现，在法学与法律的语境中，这类怀疑论完全可能机巧地融入理论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这一人人又都乐意接受的朴素判断，并使其增添新鲜生动的学理认知意义。[51]前注[22]，韩起祥书，第37页。

王立民：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再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9月9日，第5版。相关史料及研究介绍封捧儿案时，一般均论及。[56]前注[29]，袁静书，第6页。《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在案件情节上，采取了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相同的策略和问题意识，消融了张柏参与，[48]甚至更有倾向将张柏描绘为并不赞同抢亲，[49]而将关键集中于本文前一节讨论涉及的事出有因和财富优势的忧虑，及一事归一事原则和事件因果关系认定思维的紧张关系。

[21]张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离婚叙事，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载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第41~46页。就此论，疑问之所以存在，亦缘于看得见的实践预期制约着研究的理论能力，换言之，人们易以法律活动细节营造的可能性，审视相关学术思考的意义。

我们知道这种审判方式的概略含义、基本情形，却不知当细节上的争论出现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亦不知争论的逻辑会步入纠纷解决微观活动的哪一方向，具体机制如何衔接，尤其在具体案件中。能够理解，在文学上，这可视为故事文学的一种冲突深化策略，同时，借此暗示纠纷解决的可能的柳暗花明，以牵引读者增添对最终结果的期待或说阅读兴趣的再次提升。参见[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8版），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但这种联系也存在一个困局，即因果关系的不断追索，有可能导致结论的荒谬。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律与文学的意义：以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为中心（2013BFX014）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涉及几种主要思路：第一，实质公正论，即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重纠纷解决结果的是与非，而对程序正义大致忽略。此缘于文学作品如常识所认为，总包含虚构、想象成分，其所建构的人物、事件、情节等，常可能留有作者主观世界的印记。当提出抢亲缘于卖婚，卖婚缘于说媒，进一步，说媒缘于买婚，等于是暗含如此推论：抢亲没错，因为出现了卖婚。

[103]前注[29]，袁静书，第16~23页。此理由，并非意指两作品更可能是真实的反映，而是意味着，在《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中，或可得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的同情式体会。

本文同时认为，就马锡五审判方式而言，将文学作品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以求微观细节的可能真实，也属一厢情愿，因为，其完全可能存在循环论证，即文学作品的真实，依赖相关史料的印证，而后者真实，又依赖前者的印证。如因果追索尤其是一般群众参与讨论的因果追索，可使办案者减少讨论精力而更注意甄别，同时，可使办案者易成中立者而避开指责压力，[123]但庭审却需更多时间，也易遭遇办案拖沓埋怨。

当然，因果关系的不断追索有其意义，此为联系看问题，以更周全解决纠纷。评论以顺带绕过的方式，回避了张柏在抢亲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情节，却集中表明群众对断散封张婚姻不满。从相关文学作品进入作为讨论视角，当然不意味着其他法律史料的关注、一般法律现象的分析仅为辅助。之中，与马锡五审判方式联系最密切者，为《刘巧儿告状》、《刘巧团圆》和《苍天》。[28] 第二，相对看，两作品更聚焦于封捧儿案或刘巧儿故事，完全将之作为主题线索，而该案或故事，本身便是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旗帜样本。前面第五节已提到，当事人包括不少群众讨论抢亲是非时，倾向于追究卖婚的原因，在讨论卖婚是非时，又倾向于追究说媒的原因并延伸至买婚（朱姓富人出大价钱）的原因……这意味着，无前一原因，便无买婚，无买婚，便无说媒，依此类推。

③封捧儿与张柏定情，封捧儿对父卖婚不满，认为婚姻大事不自由，你看欺人不欺人，[52]张柏顿感拆散我夫妻罪不轻，[53]而张金才等认为，封彦贵定下亲事又要赖（指封张两家原为封捧儿和张柏所定娃娃亲）、几次卖婚罪不轻，[54]决定抢亲，此为事件的第三个环节。[36]关于文学中的法律，参见Ian Ward， Law and Literature: 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 4~15. [37]参见艾绍润、高海深编：《陕甘宁边区判例案例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2页。

[46]另当年《新华日报》的《一桩抢婚案》介绍此案时，叙述类似，同样仅指出，对于好好的一对小夫妻要给拆散掉，群众尤其不满。[1] 一、问题 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已有研究颇丰富。

而上述提到的群众抢亲讨论，结尾时无人再有异议，此亦表明，抢亲不免过分。要是接受老百姓的意见，又不能照顾政府法令，这不是叫人作难么，[70]这意味着，逻辑上若婚姻名分成立，则抢亲罪名便不能成立，反之，抢亲罪名成立，则婚姻名分不能成立（其可视为再现了前面提到的李木庵忧虑）。

[57]马锡五便讲，说媒说得实在，结亲者会欢迎。前注[1]，张希坡书，第224~225页。[16]参见《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第1版。因为，自我发现荒谬，等于自我教育，进而等于更易倾听相对有益的审判意见。

[49]同上，袁静书，第16~17页。[110]前注[22]，韩起祥书，第95~96页。

再次，案件涉及卖婚，此问题又涉及财富的优势，这对没能拥有一定财富甚或大体无财富可言的普通一般群众而言，注定是一个不平等的压抑，而不平等压抑，自然会使这类群众产生对财富缺乏的张金才家支持的心理，进一步，可能促成一个矛盾心态：不愿意看到没有安全的生活环境，但也不愿意看到财富优势可获得婚姻优势。照顾风俗和人情，父老的意见我尊重，犯法的也要受处分，其角色显然是审判者……而开庭前，马锡五深入了解案情，与群众交流，其颇自然接受某乡亲递上香烟而放下自己的烟袋，不生硬拒绝，[118]此时身份是普通群众…… 不断转换角色的逻辑，当然不意味着没有决定性的中心角色，相反，却意味着，多种随附角色转换的目的在于辅助中心角色，即衬托审判者。

[83]前注[22]，韩起祥书，第88页。《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计114篇。

之所以认为当事人或旁观者及参与讨论者（如陪审员）会如此，乃因为，一个现象过去及现在总存在：基层审理案件时，办案者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不断提醒庭审参与者注意围绕关键事实而陈述或辩论，此或彼事实，与本案无关或属另一法律关系。前注[22]，韩起祥书，第58~63、75页。其次，上述两种偏好的存在且对立，是否意味着各自需收敛进而有益互补？这是本文通过文学作品讨论的马锡五审判，其可能应对的关键环节。[35]参见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98]前注[22]，韩起祥书，第95页。第一，以身份论，张柏与其他参与抢亲者有所区别，张柏为案件纠纷中婚姻有效的践行者，没有张柏则判决书中着力宣扬且无人异议的一桩自主婚姻无法实现。

[82]③某群众认为，封彦贵卖婚不对，‘他为银钱把女子（指女儿—引者注）不给好人，给了个祸害星。此意思是，若惩罚张柏不可接受，一般人感受的心理便自然会导向对张金才等人处罚的同情，因其毕竟是事出有因，非无故寻衅滋事以使群众恐慌、致社会秩序混乱。

故概言之，本文全面推进法律与文学的主旨，并视之为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新的研究路径。因果链条的建构，表明事件的产生发展有其逻辑，并非是无缘无故的。